反动军阀王家烈，吃尽了毛主席的苦头，晚年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尊敬

       20世纪30年代割据西南的“诸侯”众多，与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刘湘、杨森、刘文辉、龙云等人相比，只求偏安一隅的“贵州王”王家烈其实是最不起眼的一个。

         1934年夏秋起，王家烈多次接受老蒋号令，派出看家军队去参与对长征过黔的工农红军围追堵截。当时蒋总统对王家烈地方军阀看不起眼，只下命令，不拨军费，王家烈围追堵截工农红军，也光打雷不下雨，据很多老人说：‘’王家烈的兵”（外号称‘’双枪兵‘-----抽鸦片烟枪）。

      孰料毛主席用兵如神，指挥红军上演了一系列军事上的神级操作，破乌江、渡赤水、逼贵阳、克遵义，打得王家烈的黔军弃盔丢甲、狼狈不堪。

         可以说，王家烈真是吃尽了毛主席的苦头。

       而蒋介石则趁机以“助剿”为名，派薛岳率领精锐长驱入黔，一举控制贵阳，使假途之计得逞。

       眼看老蒋把真刀真枪捅了进来，王家烈悔之不及，蒋介石先派人逼他在军政兼职中辞去一项，他无可奈何地交出了贵州省政府主席大印，还想把第二十五军军长的枪杆子擦在手里，以图东山再起。

      不料蒋介石得势不饶人，马上便带着大批军政要员，亲飞贵阳，一边煽动王的部属闹饷，一边以巨资收买了他手下几个师长。等到一切布置就绪、顿时虎下脸来，宣布取消二十五军番号，要王家烈即刻离开贵阳，去南京当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。到此地步，“贵州王”已成蒋介石掌中之物，再无挣扎的可能，只得哭丧着脸表示默认。（实质剥夺王家烈军政大权）

    本来按照陈诚的计划是斩草除根，先宰了王家烈，以向其他对中央闹独立的“诸侯”示警。

      可是蒋介石又担心这一来，或许会使那几个原已收买过来的师长寒心，真要是几万部众闹将起来，少不得一场恶战。他便置陈诚的建议不顾，还主动送了王家烈二万元“旅费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王家烈）

      1935年5月3日，天刚放亮，王家烈在陈诚的监视下，由贵阳清镇机场搭乘随蒋来黔的“陆海空或军副总司令”张学良的飞机，前往武汉，从而成为西南地方实力派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拔出巢穴的土皇帝。

      此后，蒋介石在贵阳建成委员长西南行营，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，调吴忠信接贵州省主席，留薛岳驻军贵阳并兼省府委员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在西南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。

     王家烈失土丢兵，徒惹各方耻笑，心情郁郁，不难想见。

      所谓军事参议院，实际上是蒋介石安置非嫡系部队军事长官的闲散机关，无议可参。是以征战出身的王家列到此地步，犹如虎落平阳，威风顿失，每日与贵烟茅台相伴，过足瘾后，二胡一拉，借着唱京剧吐吐怨言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蒋介石）

        有人把小报告打到蒋介石那儿，老蒋还怕这种情绪向其他人传染，就以关怀为名，保送他免试进入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。

      陆军大学直隶军事委员会军令部，校长由蒋介石自兼，制度极严，课程也繁重，三年学制中每年分两学期，六次期考均要淘汰成绩最差者三名。

     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家烈不敢怠忽，略收故态，埋头苦读，最终以合格成绩，于1938年夏天毕业。

     当时全面抗战正酣，陆大早在南京沦陷前经长沙迁到遵义，照军委会制度，王家烈入校后，已被军事参议院开缺，调作军令部同级附员，而在毕业前则须填报分配志愿书，作为军令部分发参考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（王家烈）

      王家烈打了二十多年内战，颇有悔悟，乃自请赴前线抗战。当时侵华日军正急攻武汉，蒋介石遂派其去鄂南，向刚刚荣升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汤恩伯报到。        汤恩伯以蒋氏嫡系自命，一贯重用黄埔系，但为了造成部属的互相牵制，也以“人事公开”为名，对杂牌兼容并收。

      王家烈来到后，他口称“前辈”，安排为自兼军团长的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，比照汤恩伯部下一般连师级单位也很少设副将的惯例，这算是格外的优厚待遇了。

     谁料到蒋介石从不把“贵州王”当一般将领看，他走到哪儿，暗中的监控也跟到哪儿。

    困坐在大后方的王家烈，情知蒋介石的猜忌仍未稍懈，从此索性不再提返回军队的事，甘当山城寓公。

      不过王家烈看重的是抓枪杆子，凭实力吃饭，政治上并没有太大主见，又总担心蒋介石会向他下毒手。因此对于杨杰的言论，多是听过算数，始终没敢再深入一层作行动上的呼应。

      此后杨杰和国民党内其他反蒋派筹划建立政治组织时，他也没参加。

     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王家烈先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，不久便被蒋介石开进强迫退役的名单。

     回到贵州后，王家烈定居老家桐梓，因其也算是贵州军政界元老的原因，曾被桐梓县推为“国大代表”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杨杰）

      1948年他去重庆，正值杨杰穿梭于川滇之间，在做联络西南旧军政人员响应人民解放战争的工作。杨杰要王家烈负责在贵州暗中活动反蒋，伺机起义，王答应了。

      但等他回到贵州后，蒋介石已经在经营所谓“大西南反共基地”，王家烈遂生怯意，终于没有实际动作。

   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后，中共遵义地委和军管会派专人前往桐梓县新站乡小水乡王家烈家里，向其面呈地委书记陈璞如的亲笔信，盛情邀请他前去遵义，共同为建设新贵州作奉献。

      王家烈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这个早在30年代便以堵截红军长征出名的反共军阀，在贵州解放过程中也并没什么实际贡献，竟蒙共产党如此宽大和抬举，乃由衷感激，当天便随车去到遵义，受到热情欢迎。